杨 早丨吾乡固多才俊之士,而声名不出于里巷 ——从《徙》等小说看汪曾祺笔下的高邮文人

本文原载《文艺争鸣》2017年第12期

 

在汪曾祺小说《岁寒三友》里,作者借季匋民之口发了一句感慨:

“吾乡固多才俊之士,而皆困居于蓬牖之中,声名不出于里巷,悲哉!悲哉!”

有研究者统计,汪曾祺写高邮的小说有46篇之多,而这些小说中,写到的行业五花八门,“都是一些中、下阶层的普罗大众”,包括“和尚、尼姑、炕鸡的、赶鸭的、车匠、锡匠、瓦匠、棺材匠、银匠、画匠、小贩(卖卤味、熟藕、馄饨、水果、菜)、货郎、药店店员、小店老板(米店、绒线店、炮仗店、酱园、糖坊、豆腐店)、挑夫、地保、打鱼的、吹喇叭的、水手、卖艺的、卖唱的、跑江湖做生意的、收字纸的、保安团长、医生、兽医、画家、中小学教师、小学校工”。

这些职业当中,医生、画家、中小学教师,都可以划入“文人”的范畴,他们并非“底层劳动者”,却是高邮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种角色,也是汪曾祺自己最熟悉的一种角色——汪曾祺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文人家庭,汪曾祺自己说是“旧式的地主家庭”,“我的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贡’。这是略高于‘秀才’的功名。据说要八股文写得特别好,才能被选为“拔贡”。他有相当多的田产,大概有两三千亩田,还开着两家药店,一家布店”。

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虽然最高学历只是“旧制中学生”,但是他“金石书画皆通”,又是医生,又是画家,还擅长音乐,“不论什么乐器,他听听别人演奏,看看指法,就能学会”,年轻时还是运动健将,足球、撑杆跳、单杠都是能手,这在高邮文人里也是少见的,“我父亲是我所知道的一个最聪明的人”。汪曾祺自言能书乃受祖父之教,学画则靠看父亲作画。

汪曾祺的生母杨氏,则是高邮大族杨氏的闺秀,结婚后还能“每天写一张大字”。汪曾祺的祖母,则是高邮名士谈人格的女儿,谈人格又是汪曾祺生母杨氏祖父杨福臻的舅舅。因此,汪家,杨家,谈家,都处于高邮文士的联姻体系之中。因此,汪曾祺最熟悉的,尤其在心态方面,只能是高邮的文人阶层。对于《受戒》中的小英子家(农民家庭),或《大淖记事》中的挑夫(巧云)与十一子(锡匠),或《异秉》中的王二(小商贩),汪曾祺观察细致,描摹入骨,但毕竟是一种外在的视角,只有书写到文人阶层,他才会有真切的代入感,写出他们对自我、人生、世界的看法与心态。讨论汪曾祺笔下的高邮人物,这一层区别不可不注意。

汪曾祺笔下的高邮文人,颇具典型性的角色不少,如《徙》里的谈甓渔、高北溟,《鉴赏家》里的季匋民,《钓鱼的医生》中的王淡人。汪曾祺自称“我写的人物大都有原型。移花接木,把一个人的特点安在另一个人的身上,这种情况是有的。也偶尔‘杂取种种人’,把几个人的特点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但多以一个人为主。”以上诸人,确实都有原型,如果仔细探究,会发现原型与小说人物,事迹、性情、心态大抵相近,正如汪曾祺自言“沙上建塔,我没有这个本事”,“我希望我的读者,特别是我的家乡人不要考证我的小说哪一篇写的是谁。如果这样索起隐来,我就会有吃不完的官司的。出于这种顾虑,有些想写的题材一直没有写,我怕所写人物或他的后代有意见。我的小说很少写坏人,原因也在此”,“我现在写的旧社会的人物的原型,大都是死掉了的,怎么写都行”。

虽然汪曾祺并不希望读者探究他笔下的人物的原型究为何人,但如果想从汪曾祺浮世绘般的高邮小说中提炼出一个群体,尽力复原他们的经历与事迹,无异对于理解这些“旧社会的人物”,进而理解汪曾祺描画的高邮社会,大有稗助。汪曾祺不是一位自然主义的作家,他述写的故乡人事,包含着他崇尚的,惋惜的,愤怒的,感慨的,诸般心绪,尤其是对最熟悉的、最有认同感的文人群体的书写,最能从中看出汪曾祺的价值取向与审美趣味。正是基于这一认知,本文拟结合地方史料与人物传记,来讨论高邮文人的典型形象为何,以及他们在高邮社会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一、《徙》:飞不出去的高氏父女

在自己的小说里,汪曾祺对《徙》是有些偏爱的,他在散文与文论中多次提到这篇小说,次数之多,或许仅次于给他带来巨大声名的《受戒》与《大淖记事》。

回顾自己“怎样写起小说来的”,汪曾祺首先想起的便是国文老师高北溟:从小学五年级到初中三年级,“我的国文老师一直是高北溟先生。为了纪念他,我的小说《徙》里直接用了高先生的名字。他的为人、学问和教学的方法也就像我的小说里所写的那样,——当然不尽相同,有些地方是虚构的。在他手里,我读过的文章,印象最深的是归有光的《项脊轩记》、《先妣事略》。”

《徙》里描写高北溟的教授国文,很细,把他自选教材的篇目都列了出来,并且强调他“集中地讲的是白居易、归有光、郑板桥”,“他好像特别喜欢归有光的文章。一个学期内把《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都讲了”,汪曾祺总结道:“他选的文章看来有一个标准:有感慨,有性情,平易自然。这些文章有一个贯串性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人道主义。”

由高北溟又引出了归有光:“归有光是明代的大古文家。他善于以清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事。顾炎武,姚鼐和他的对头,被他斥为‘庸妄臣子’的王士桢都很佩服他。姚鼐说他能于不紧要之题,说不紧要之语,却自风致绝然。并说这种境界非于司马迁的文章深有体会的是不能理解的。顾炎武说他最善于写妇女和小孩的情态,这在中国封建社会时代是非常难得的。善写妇女、孩子,表明他对妇女和孩子是尊重的,这说明他对于生活富于一种人道主义的温情。这种温情使我从小受到深深的感染。我的小说受归有光的影响是很深的。”

胡适曾有言:“你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消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时间。”汪曾祺强调的“人道主义”,其实是以“五四”的妇女儿童观,返观新文化深恶痛绝的“桐城谬种”之祖归有光的文字与精神。这种观点,对于“五四”激进的反传统思路,是一种反拨,而对于旧式文人的淑世情怀,则是一种肯定。在这一点上,汪曾祺找到了与高北溟、归有光的共鸣处,也找到了旧文化与新文化的契合点。

高北溟“尝受业于邑中名士谈甓渔,为谈先生之高足”,高北溟为人处世的背后,有着谈甓渔深重的影响。汪曾祺自言“小说提到的谈甓渔,姓是我的祖父的岳丈的姓,名则是我一个做诗的远房舅舅的别号”。谈,是谈人格,“我的祖母是谈人格的女儿。谈人格是同光间本县最有名的诗人,一县人都叫他‘谈四太爷’。我的小说《徙》里所写的谈甓渔就是参照一些关于他的传说写的。”甓渔,是汪曾祺生母堂兄杨遵路的号。谈人格又是杨遵路的祖父杨福臻的舅舅。这两个人都是高邮名士,汪曾祺将这两个人捏合在一起塑造出了“谈甓渔”这位清末民初名士形象。

小说《徙》中写谈甓渔“是个诗人,也是个怪人。他功名不高,只中过举人,名气却很大。中举之后,累考不进,无意仕途,就在江南江北,沭阳溧阳等地就馆”,基本符合谈人格的生平。而真实生活中的高北溟,受业于杨遵路,还曾辅助杨遵路办同人诗刊《文盂》,包括《徙》中所写高北溟对老师之子幼渔的周济,都是曾有的实事。

因为谈甓渔是由谈人格与杨遵路二人捏合而成,所以《徙》的时间线索有点乱,“教出来的学生,有不少中了进士”,自然是生活在同光之时的谈人格事迹,但真实生活中的高北溟生于1891年,1902年曾到扬州考童子试,未中。而小说为了突出命运的无常,让高北溟“十六岁的时候,高高地中了一名秀才”,第二年即停了科举。推算起来,小说中的高北溟当生于1889年。

1905年科举停废,虽是庚子事变之后众人意料中事,但对全国读书人的影响仍然非常巨大。年轻人丧失了这条向上的通道,不是留学国外,就是投入新学堂,或是参加新军,辛亥之举,与此关系甚大。而执教人士,则面临转型的尴尬。当时的新闻、小说中多有科举停废之际塾师上吊、发疯的描述。《徙》里也写了一个因科举废除的徐呆子,“这个小县城里增添了几个疯子,有人投河跳井,有人跑到明伦堂去痛哭”。

真实生活中在科举废除前“青一衿”即取得秀才功名的是高北溟的老师杨遵路(甓渔)。杨遵路的父亲杨芾,其时任陆军部郎中,1907年受两江都督端方咨委,赴日考察。而杨遵路已于1906年入日本宏文学院学习警务毕业,1907年转入法政大学第五班。1907年,杨遵路毕业回国,任浙江仁和初级审判厅法官,后来又当过一任高邮县长。退任后在高邮任教、办刊,隐隐为高邮文坛领袖。他主持的《文盂》为十六开纯文艺周刊,内容以近体诗词为主,经常在炼阳庵举行文会,据说该刊曾远销南洋一带。高北溟是杨遵路的及门高足,名字也时常出现在《文盂》上面,与南社柳亚子等诗人也有唱和。

但是,高北溟没有老师杨遵路那样的家世与机缘,辛亥之后,他本欲去外埠求学,“祖父思想守旧,劝其学医,谓之‘庸医能养连房三口’”,高北溟无奈听从,学医三年,不愿开医,只是教馆为生。《徙》中写高北溟“少孤”,而将奉命不能外出求学而业医的事,安到了他的女婿汪厚基身上。

相比之下,同是谈甓渔门下弟子,沈石君(真实人物原型为沈涤生,1925至1932年任高邮初级中学校长)因为大了几岁,也因为家境较佳,“到苏州进了书院。书院改成学堂,革命、‘光复’”,再回来已经是省里的督学,后来又出长县里的初中,即使省长易人被小人排挤、告发,也“已在安徽找到事”。只可怜高北溟,好不容易从小学“徙”到初中,又被命运之手拨弄了回去。

高北溟的下一代,女儿高雪,女婿汪厚基,其实都动过“徙”的念头,但都为家庭拖累。汪曾祺在小说中一再强调这三个人的不合流俗,如高北溟的教学法,自编教材,印发相关材料,“在当时的初中国文教员中极为少见”,另外他不肯参加同事聚会,与人不通庆吊。汪厚基虽然开业从医,但“看起来完全不像个中医”,“既不弯腰,也不驼背,英俊倜傥,衣着入时,像一个大学毕业生”,他还订了好几份杂志,还看屠格涅夫的小说——这里面或许有一点汪曾祺自己的影子,当他自己带着一本《沈从文小说选》,一本屠格涅夫《猎人日记》,躲避战火住到乡间小庵里,未尝没有与环境违和的感觉?汪曾祺并强调过“屠格涅夫对人的同情,对自然的细致的观察给我很深的影响”,那么,同样读屠格涅夫的汪厚基,会不会也受到同样的影响?

高雪更不用说,她本来想的是读高中,然后去北平上大学。因家庭经济条件所限,她不得不读了苏州师范,两三年间变成了一个“摩登美人”:“白旗袍……漂白细草帽,白纱手套,白丁字平跟皮鞋。丰姿楚楚,行步婀娜,态度安静,顾盼有光”,唱《茶花女》,弹肖邦小夜曲,“一回本城,城里的女孩子都觉得自己很土。她们说高雪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派头”。

汪厚基与高雪,都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沐浴着“五四”后新风气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但是他们在所处的地域寻求不到知音,也无法强使自己融入周边的环境,用高雪姐姐高冰的话说:“你想要的,这个县城里没有!”高雪最后没考上大学,又被战争隔断了外出的交通,“她想冒险通过敌占区,往云南、四川去”,汪曾祺走出高邮之路,高雪没能走通,只能在小县城里困着,虽然婚后汪厚基对她极好,高雪仍然郁郁而终。高雪姐姐高冰为之失声痛哭:“妹妹,你想飞,你没有飞出去呀!” 高北溟则捶着书桌说:“怪我!怪我!怪我!”是怪自己没有及早放女儿飞出去?

高北溟不知不觉被推到了一个两难境地:只有这一笔积蓄,顾得了老师的文稿,顾不了女儿的前程。为老师保全并刻印文稿,是为了报答师恩,让女儿得偿所愿,是如鲁迅所言“肩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一是传统的师生伦理,一是新型的父女恩义,身处两者之间,悲剧无可避免。高冰,汪厚基,包括高北溟自己,又何尝不是为了家庭舍弃了自身的理想,最终只好一辈子当一个小县城里的“畸人”。

高雪逝后,汪厚基近乎发疯,而高北溟,虽然小说里没说他的死因,但除了与女儿一样的郁郁而终,还有什么别的出路?他的两件心事,恩师的文稿,女儿的前途与婚事,全都化成了泡影。真实生活中的高北溟,虽然结局不像《徙》中的悲凉,但大女儿高玉“于25岁患心脏病未嫁而逝”,高北溟撰写的挽联也很符合小说中人物心境:

 

欲哭无泪,欲言无词,我为汝子百事打算,终成一梦;

求安不得,求死不能,可怜我数十年忙碌,谁慰老怀?

 

对于高北溟的逝去,汪曾祺在小说的开头与结尾,他一再引用高北溟作词的五小校歌“西挹神山爽气,东来邻寺疏钟……”,饱含深情地写道:“墓草萋萋,落照昏黄,歌声犹在,斯人邈矣”,这是一曲唱给转型时期高邮士人的挽歌。

 

二、《岁寒三友》:外来的威胁与外出的机运

汪曾祺小说中,列名谈甓渔弟子的,有三人。高北溟与沈石君之外,还有《岁寒三友》里的王瘦吾——这个人也是有原型的,就叫王瘦吾。《岁寒三友》中说他“有机会追随一些阔的和不太阔的名士,春秋佳日,文酒雅集。遇有什么张母吴太夫人八十寿辰征诗,也会送去两首七律。瘦吾就是那时落下的一个别号。自从父亲一死,他挑起全家的生活,就不再做一句诗,和那些诗人们也再无来往”。而真实生活中的王瘦吾,似乎不那么决绝,《文盂》周刊上,还有王瘦吾与杨甓渔、高北溟联名推荐朱月桥医生的广告。

汪曾祺说《岁寒三友》写的是“小人物”,“市民阶层”。小人物不假,但三位主人公都与淡泊一生的钓鱼医生王淡人一样,不是普通的市民。靳彝甫三代业画,是大画家季匋民口中的“才俊之士”,祖传三块田黄印章值二百大洋;王瘦吾开蒙塾师是谈甓渔,“年轻时很风雅过几天”;唯有陶虎臣,似乎只是一位炮仗店老板,然而汪曾祺1946年曾写过一篇《最响的炮仗》,文中主人公孟和,做得一手好炮仗,也坏了一只眼,可以看作陶虎臣的前身。这位孟老板,不但曾经富庶,而且品味也不俗,孟家炮仗店门上的对联是“刘石庵体”,孟老板本人是小学生作文里赞美的对象,“手上一个汉玉扳指”,“旱烟袋上一个玻璃翠葫芦嘴子”,他还能认出官府布告上的朱印是“肥肥壮壮的假瘗鹤铭体”,文化不算低。

因此,“岁寒三友”虽操贱业,但都是市井中的雅人。他们有点儿像《儒林外史》第五十五回《添四客述往思来 弹一曲高山流水》里描述的四位市井奇人,但比他们更显眼:“这是三个说上不上,说下不下的人。既不是缙绅先生,也不是引车卖浆者流。他们的日子时好时坏。好的时候桌上有两个菜,一荤一素,还能烫二两酒;坏的时候,喝粥,甚至断炊。三个人的名声倒都是好的。他们都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对人从不尖酸刻薄,对地方的公益,从不袖手旁观。某处的桥坍了,要修一修;哪里发现一名‘路倒’,要掩埋起来;闹时疫的时候,在码头路口设一口瓷缸,内装药茶,施给来往行人;一场大火之后,请道士打醮禳灾……遇有这一类的事,需要捐款,首事者把捐簿伸到他们的面前时,他们都会提笔写下一个谁看了也会点头的数目。”应该说,他们是带有文人风骨的小商人、手工业者。

如果将“岁寒三友”与八千岁作一比较,就更看出这一点。论起家底殷实,八千岁比“岁寒三友”不知高出多少,但八千岁与县城这个熟人社会的关系相当疏远,这固然是八千岁的独特性格所致,但也与八千岁“八千钱起的家”有关,他不像“岁寒三友”,是世代居于此的旧家。对于“岁寒三友”而言,累代的名誉与交情,都载在他们身上,家庭的熏陶,师教的浸染,让他们做不出“袖手旁观”的事情,也因此,“他们走在街上,一街的熟人都跟他们很客气地点头打招呼”,这样的因果,就是维持这个小城世界平和运转的法则之一。

然而王瘦吾、陶虎臣经商的失败,都与外来的威胁有关。

陶虎臣的炮仗,其实已经做到了当地的极致,不但货色齐全,质量保证,而且有“遍地桃花”“酒梅”“花盒子”这样的独家绝艺。因此陶虎臣之前可以“与世无争,生活上容易满足”。

打败陶虎臣的是时代的变迁。“鞭炮生意,是随着年成走的。什么时候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什么时候炮仗店就生意兴隆。这样的年头,能够老是有么?”在《最响的炮仗》里,这原由写得更清楚:(一)北伐成功,破除迷信,神像推倒,庙产充公,鞭炮业大受影响;(二)连年水旱灾害,顾客越来越少;(三)硝磺缺售,成本高,货源少;(四)保安队为了防匪,不准民间燃放鞭炮,以免“风声鹤唳,容易引起误会”。在《岁寒三友》,又增添了“蒋介石搞他娘的‘新生活’”,所以陶虎臣纵然有一时的热闹生意,终于还是被逼到了卖女儿的绝境,自己也差点儿上吊自杀。

陶虎臣是守业不成,王瘦吾则是开拓无功。本来他是很肯往外寻生意的,“他做过虾籽生意,醉蟹生意,腌制过双黄鸭蛋。张家庄出一种木瓜酒,他运销过。本地出一种药材,叫做豨莶,他收过,用木船装到上海(他自己就坐在一船高高的药草上),卖给药材行。三叉河出一种水仙鱼,他曾想过做罐头……他做的生意都有点别出心裁,甚至是想入非非。他隔个把月就要出一次门,四乡八镇,到处跑”。

最后被他找到了开绳厂的路子,把零散、随机的自然经济,变成了小规模的产业经济,家庭生活改善不少,而且扩大经营,草绳厂扩张成了草帽厂,但很快,他碰到了“开陆陈行”的王伯韬,王伯韬一是资本雄厚,二是流氓出身,不顾血本玩恶性竞争,王瘦吾撑了一年,终于输掉了这场资本游戏。

陶虎臣与王瘦吾会输得那么惨,与他们的文人气有关。面对外来的政治影响或资本冲击,似乎无论是固守本业,还是随时而变,小生产商似乎都无法抵御破产的命运。这个在1930年代茅盾、叶圣陶等人笔下反复书写的主题,被汪曾祺在1946年、1980年又重新提及。但是汪曾祺的重点与前辈们不同,他不想探讨这种命运悲剧背后的社会成因,而只想写出小人物的易于倾覆与“相濡以沫”,与八千岁的可笑复可怜不同,他把“岁寒三友”写得很可爱,因为他们身上有着逐利社会所缺乏的温情与迂执,包括王瘦吾“看见妻子疲乏而凄然的笑容,他的心酸”,“像一只饥饿的鸟,到处飞,想给儿女们找一口食”,想发财是为了“挑起全家人的生活”。而陶虎臣卖了女儿,会跳着脚大骂自己:“不要说得那么好听!这不是嫁!这是卖!你们到大街去打锣喊叫:我陶虎臣卖女儿!你们喊去!我不害臊!陶虎臣!你是个什么东西!陶虎臣!我操你八辈祖奶奶!你就这样没有能耐呀!”这也是一个曾经的“不上不下”的体面人的愤郁。所以王瘦吾与陶虎臣的潦倒,会让作者与读者都深感心痛,为善良而无争、符合旧时代社会伦理的好人,却在新的时代风潮下碰得头破血流,而掬一捧同情的泪水。

与他们不同,靳彝甫的饭食全在手上,连片店面都没有,看上去最不可靠。虽说交好运靠斗蟋蟀赢了四十块钱,若无别的机缘,也就坐吃山空花掉了。这时候,他听到了季匋民的劝告。

季匋民先是对着靳彝甫家藏画稿感慨“吾乡固多才俊之士,而皆困居于蓬牖之中,声名不出于里巷,悲哉!悲哉!”接着就对靳彝甫提出了忠告:

 

“你的画,家学渊源。但是,有功力,而少境界。要变!山水,暂时不要画。你见过多少真山真水?人物,不要跟在改七芗、费晓楼后面跑。倪墨耕尤为甜俗。要越过唐伯虎,直追两宋南唐。我奉赠你两个字:古,艳。比如这张杨妃出浴,披纱用洋红,就俗。用朱红,加一点紫!把颜色搞得重重的!脸上也不要这样干净,给她贴几个花子!——你是打算就这样在家乡困着呢?还是想出去闯闯呢?出去,走走,结识一些大家,见见世面!到上海,那里人才多!”

他建议靳彝甫选出百十件画,到上海去开一个展览会。他认识朵云轩,可以借他们的地方。他还可以写几封信给上海名流,请他们为靳彝甫吹嘘吹嘘。他还嘱咐靳彝甫,卖了画,有了一点钱,要做两件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季匋民的原型王陶民,自己就是这样做的。王陶民19岁赴京,跟一位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画师学画。回高邮几年后又赴上海居住七年,出任上海新华艺专国画系主任及上海美专国画系教授,期间在上海、美国都举行过画展。这样一个人,当然是“一县人引为骄傲的大人物”。

在季匋民的帮助下,靳彝甫真的到上海开画展了,又用卖画所得的钱,“行万里路”去了。一去三年,回乡之时,虽未发财,境界气魄,已自不同。

他离乡之前,对于祖传的三块田黄“爱若性命”,邻居家失火,靳彝甫什么都没拿,只抢了这三块图章,“吃不饱的时候,只要把这三块图章拿出来看看,他就觉得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季匋民想买他的图章,他说:“不到山穷水尽,不能舍此性命。”

回乡之后,面对两位好友的窘境,靳彝甫毫不犹豫,将三块印章换成了二百大洋,两位好友一人一百。这种写法,固然显得靳彝甫的云天高义,三人情好弥笃(靳彝甫去斗蟋蟀时,也是王瘦吾和陶虎臣给他凑的路费,才有了去上海的川资与开画展的费用),但另一方面,靳彝甫的气度显然也与从前不同了,似乎印章这种身外之物也谈不上“性命”般重要,至少,比不上友情重要。

汪曾祺在1984年8月16日致陆建华的信中劝道:“你调到省里工作,我觉得很好。高邮人眼皮子浅,不能容人,老是困在那里,眼界甚窄,搞不出多大名堂。”在1986年应家乡之邀而作的《他乡寄意》中,汪曾祺又提到:“到2000年,我的故乡应当会真正变个样子,成为一个开放型的城市。这样,故乡人民的心胸眼界才有可能开阔起来,摆脱小家子气。”这两句话与季匋民的感慨“吾乡固多才俊之士,而皆困居于蓬牖之中,声名不出于里巷,悲哉!悲哉!”对看,其中的意味相当深长。

曾国藩撰《书归震川文集后》,反对予高北溟最喜欢的归有光过高评价,称“藉熙甫早置身高明之地,闻见广而情阔,得师友以辅翼,所诣固不竟此哉”。汪曾祺固然也深受归有光影响,但对于才俊之士,是当“早置身高明之地,闻见广而情阔”,还是 “困居于蓬牖之中,声名不出里巷”,他的取舍不言而喻。某种意义上,谈甓渔与高北溟这对师徒(还包括另一位学生沈石君),靳彝甫与王瘦吾、陶虎臣这仨好友,虽然彼此间恩义深重,但各人遭际的不同,结局的迥异,不能不让人从字里行间读出了汪曾祺的别具深意,毕竟,他自己也是“走出去”了的高邮才俊之士。

 

三、《鉴赏家》:士在平民之中

通读汪曾祺的高邮小说,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季匋民这个名字出现的次数很不少。

《岁寒三友》中,他来看靳彝甫家藏的画稿,出主意让他去上海开画展,并且为靳彝甫写介绍信。三年后,靳彝甫的图章也卖到了他手里;

在《抑郁症》里,龚家实在困难了,大儿媳裴云锦把“一副郑板桥的对子,一幅边寿民的芦雁”交人卖给了季匋民,以此对付过日子;

《小娘娘》里,谢普天与小娘娘谢淑媛私奔之前,也是“把一块祖传的大蕉叶白端砚,一箱字画卖给了季匋民”,将卖价作了路费。

给人的感觉是:季匋民这“全县第一个大画家”,俨然也是全县的士林领袖。

高邮旧时有“王氏五桂”的说法,指的是焦家巷王家五兄弟。季匋民的原型王陶民排行第四。王陶民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汪曾祺小说中,但他的大哥王榕桂(字荫之)、二哥王鸿藻(字蕴之),却在《鲍团长》担当了重要角色。

王蕴之在民初当过国会议员,回高邮后当上商会会长。是他聘请的鲍团长来高邮当保卫团长的。王荫之是着名的大书法家,“书名满江南江北”(真实的王荫之民初当过九年的山海关关长)。

《鲍团长》中的另一位重要角色杨宜之,就是杨甓渔(遵路)的二弟杨遵猷,也是汪曾祺的“远房舅舅”。王家和杨家都是高邮的世家大族。鲍团长虽然也算小县城里的“头面人物”,“在这个县呆了十多年,和县里的绅士都有人情来往,马家——马士杰家、王家——王蕴之家、杨家……每逢这几家有喜丧寿庆,他是必到的”,但他并不能真正进入绅士的行列。

下棋可以,饮宴可以,通庆吊可以,甚至儿女在一起上学做朋友也没问题,但一旦涉及婚嫁,就不能通融了。汪曾祺交代得非常明白:“鲍崇岳从杨宜之的微笑中读出了言外之意:鲍家和杨家门第悬殊太大了!”鲍团长觉得受了侮辱,可是也没有办法。

王荫之不肯指点鲍团长的卷子,究竟是“看不起他的字”,还是看不起他这个丘八?这里面也颇可玩味。诗书画之道,在高邮士人群体里,是衡量“士”之高低的一根标尺。靳彝甫在高邮画了多少年,也不见他与哪位文人雅士互相切磋,“来求画的,多半是茶馆酒肆、茶叶店、参行、钱庄的老板或管事。也有那些闲钱不多,送不起重礼,攀不上高门第的画家,又不甘于家里只有四堵素壁的中等人家”,因为他毕竟不是“画家”,只是画师而已。

因此,王瘦吾能诗,靳彝甫能画,鲍团长能书,但他们的身份不足以厕身士人之列,也就只能“声名不出里巷”。汪曾祺说“高邮人眼皮子浅”,写高北溟欲徙而不能徙,都是将这里面的门槛吃得很透,让人想起吴敬梓在《儒林外史》里写五河县的恶俗:

 

五河的风俗,说起那人有品行,他就歪着嘴笑;说起前几十年的世家大族,他就鼻子里笑;说那个人会做诗赋古文,他就眉毛都会笑。问五河县有什么山川风景,是有个彭乡绅;问五河县有甚么出产希奇之物,是有个彭乡绅;问五河县那个有品望,是奉承彭乡绅;问那个有德行,是奉承彭乡绅,问那个有才情,是专会奉承彭乡绅。却另外有一件事,人也还怕,是同徽州方家做亲家;还有一件事,人也还亲热,就是大捧的银子拿出来买田。

 

这一段吴敬梓直是指着五河人的鼻子骂,并不是鲁迅总结的“戚而能谐,婉而多讽”。汪曾祺虽不如吴敬梓直接,但他对于高邮士人群里认地位认门第不认才华的风习,其实是反感的,他自己说:“《岁寒三友》的主题是什么?‘涸辙之鲋,相濡以沫’。”他说他花了很长篇幅写陶虎臣平生第一场大焰火,“笔笔都着意写人”,“有意在表现人们看焰火时的欢乐热闹气氛中表现生活一度上升时期陶虎臣的愉快心情,表现用自己的劳作为人们提供欢乐,并于别人的欢乐中感到欣慰的一个善良人的品格的”。

汪曾祺喜欢写士人群中的小人物,他同情他们这些才俊之士的落魄潦倒,不为世所知。“我从小生活在一条街道上,接触的便是这些小人物。但是我并不鄙薄他们,我从他们身上发现一些美好的、善良的品行”,所谓“悲剧是将有价值的撕破给人看”,汪曾祺写他们大都是平凡的悲剧,但泪水又往往带着温情与敬意,比如《岁寒三友》最后的酒楼聚会,比如《钓鱼的医生》最后那一句“你好,王淡人先生”。

唯一当成主角写的“大人物”是季匋民,因为写的是他与小人物的交往。

《鉴赏家》里的故事也有原型,季匋民是王陶民,叶三是一个淮阴籍的果贩叫陈宝贵,高邮人称陈侉子。《鉴赏家》里的事迹几乎完全依据王陶民与陈宝贵的交往轶闻,如季匋民喜欢吃水果,叶三对小老鼠画与紫藤画的评点,叶三曾贱价买到一幅李复堂的画,拿去给季匋民鉴赏……甚至季匋民听取叶三的意见,将白荷花改成红莲花,也有其事,只是画上的题诗,原文是“可惜画家少见识,为君破例着胭脂”,《鉴赏家》里“可惜”改成了“惭愧”。

很难说清汪曾祺选这段轶事铺衍成《鉴赏家》,与他在共和国初期编辑《民间文学》《说说唱唱》,从而加深对民间文化的认知有没有关系,但是,对民间的奇人(同时多半也是“畸人”)的尊重与卫护,是汪曾祺从青年时期就抱持的态度,从《鸡鸭名家》《戴车匠》等篇目可以见出。

《鉴赏家》写季匋民与叶三的交往,重点在季匋民身上。而特别动人的细节,或许都出自汪曾祺的想象,如季匋民给叶三起了个字,叫泽之——这通常是师长对弟子晚辈的赠予;季匋民“送给叶三的画上,常题‘泽之三兄雅正’”,这是非常尊重对方的做法。有时径题“画与叶三”,季匋民还向叶三解释:以排行称呼,是古人风气,不是看不起他。

大人物与小人物以同嗜相交,并不罕见,如杨宜之与鲍团长经常一起下棋,但是大人物真的可以平等待小人物,是非常难得的现象。这些细节不见他文记载,笔者猜测是汪曾祺心态的投射。汪曾祺自己回乡或出游,也经常为“小人物”题字作画,而且颇费心思,如1991年秋最后一次回高邮,即曾“应青年女服务员王晓梅之请,题字:晓来梅花瘦。为青年女服务员李玲写:何物最玲珑,李花初拆候”。

汪曾祺用《鉴赏家》传达出了自己的价值观:无论地位高下,身份贵贱,真正懂得艺术、才能出众的人,理应不为世俗偏见所左右,彼此之间惺惺相惜,平等地交往与交流。季匋民和王淡人、靳彝甫代表了汪曾祺理想中的士人品格。前者不因有才者贫贱而鄙薄之,后二者不因功利考量而放弃自己的处世原则,正如高北溟在教学上的坚持。这些平等与坚持,或许只会赢在不可捉摸的未来(“愿少年,乘风破浪,他日毋忘化雨功”),但点滴细微的动人情节,也可以影响世道人心。

 

通过对高邮文人群体中这些理想形象的书写,汪曾祺完成了将“要有益于世道人心”与“使这个世界更诗化”两种价值取向连通的工作。汪曾祺在1982年写的《要有益于世道人心》里提出,作家“要有一个清楚、明确的世界观”,“‘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得失,首先是社会的得失。我有一个朴素的、古典的想法:总得有益于世道人心”,他以两次写《异秉》为例,说明一个清楚、明确的世界观的重要性:

 

有一篇小说(《异秉》)我在一九四八年就写过一次,一九八〇年又重写了一次。前一篇是对生活的一声苦笑,揶揄的成分多,甚至有点玩世不恭。我自己找不到出路,也替我写的那些人找不到出路。后来的一篇则对下层的市民有了更深厚的同情。我想把生活中美好的东西、真实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别人,使人们的心得到滋润,从而提高对生活的信念。如果我的世界观是混乱的,我自己对生活缺乏信心,我怎么能使别人提高信心呢?我不从生活中感到欢乐,就不能在我的作品中注入内在的欢乐。写旧生活,也得有新思想。可以写混乱的生活,但作者的思想不能混乱。

 

对于文学的社会责任,汪曾祺并不排斥,他反对“文艺不存在教育作用,只存在审美作用”的观点,也不认为自己的作品是“唯美”的,他认为自己的作品同样有着“教育作用”,只是不那么直接,“文艺的教育作用只能是曲折的,潜在的,像杜甫的诗《春雨》所说:‘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使读者(观众)于不知不觉中受到影响。我觉得一个作家的作品总要使读者受到影响,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一个作品写完了,放在抽屉里,是作家个人的事。拿出来发表,就是一个社会现象。我认为作家的责任是给读者以喜悦,让读者感觉到活着是美的,有诗意的,生活是可欣赏的。这样他就会觉得自己也应该活得更好一些,更高尚一些,更优美一些,更有诗意一些。小说应该使人在文化素养上有所提高。小说的作用是使这个世界更诗化”。

汪曾祺接受沈从文的教导:“千万不要冷嘲。”“冷嘲”就是前面说的“揶揄的成分多”,汪曾祺解释沈从文的意思是“他要求的是对于生活的‘执着’,要对生活充满热情,即使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也不能觉得‘世事一无可取,也一无可为’。一个人,总应该用自己的工作,使这个世界更美好一些,给这个世界增加一点好东西。在任何逆境之中也不能丧失对于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不能丧失对于生活的爱。”

汪曾祺从青年到老年,对“小人物”才能、技艺的赞叹与尊重从来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他对于“困境中的善”、“丑陋中的美”的有意识提炼。《最响的炮仗》和《岁寒三友》都写到了炮仗店老板的兴旺与潦倒,卖女儿,自尽。前者的结尾,孟老板放完一生最响的炮仗后,不知所终;而陶虎臣等来了靳彝甫的接济,等来了三位老友重聚酒楼的欢悦。高北溟死了,季匋民也死了,但五小的校歌一直传唱到今天,季匋民的画,他与叶三的交往,也流传到了今天。汪曾祺笔下的这些“声名不出里巷”的高邮文人群体,包括鲍团长,在现实中非常的脆弱,难以得到世俗的肯定与追捧,但他们人生的意义,是依靠小说家的眼光从芸芸众生中发掘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