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辉:我对“关系”最为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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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男朱辉1985年毕业于河海大学水利系,因为成绩良好而留校任教,但他大学期间主要精力其实都投入在文学上。学校图书馆那时还是纸质借书证,他用掉了好几本,读过能找到的几乎所有西方经典。不久前偶然翻到当年做的读书卡片,落满灰尘,一捆一捆橡皮筋扎着,他恍如隔世。

他读工科,完全是家庭的原因。父亲是中学语文教师,命运多舛,认为文科没前途,坚决不同意儿子学文。奇怪的是,从小热爱文学的朱辉,高考时文科成绩一般,数理化倒是相当不错,物理考了90分,这个成绩在当年河海大学的入学新生中名列第二。

但这依然不能让他爱上工科。他大学的室友,个个是学霸,但是他们喜欢在宿舍熄灯后听他讲故事。大学期间,朱辉四处投稿,直到1984年参加江苏省庆祝建国35周年大学生作文竞赛,他得了奖,这才发出处女作《水杉林畅想曲》。

之所以从教学岗位调到出版社,是因为当时觉得出版社跟文字打交道,离文学可以更近一点。事实不是这么回事,是离钱更近了,要抓经济效益。他所在的大学出版社,主要出版工科的学术专着和教材,工作内容跟文学毫不沾边。直到2013年调入江苏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文学创作,这才算是文学专业人员。写而优则编的他,2017年开始担任《雨花》主编。这个身份不会给他的创作带来太多的正面效应,反而又让他没有时间精力写作了。朱辉感叹,“总之我就是个业余创作的命。”

近30年高校经历,对朱辉而言“乏善可陈”。但客观地说,大学教授和出版社领导的履历,也是他写作上的一个富矿。他写过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在他的笔下,无论是学界大咖还是普通教员,这些人所面临的精神困境,与普通人无异。

“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其实也是人的困境,那就是欲望与现实的矛盾。迫于生存压力,他们也不得不妥协甚至苟且;面对酒色财气,一样难以置身事外、心无尘埃。在我看来,他们骨子里就是普通人,他们的喜怒哀乐本质上与普通人没有太大区别,没有那么‘高级’。职称晋升跟工厂职员升级有多大差别?申报课题或参与招投标,和私营企业争取项目很不一样吗?尤其是现在的教授年轻化了,往往三十多岁就做了教授。年轻则欲望盛,面对的压力更大,诱惑也更多。”朱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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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编辑事务繁杂,写长篇小说的时间难以保证,朱辉近年写的都是短篇,这些都收入在今年出版的小说集《要你好看》中。“短篇创作是一种挑战,因为要在一个短小的篇幅中完成一个好作品,甚至是艺术品,是一个极富难度也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要你好看》,朱辉 着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3月

这些小说,写得最多的是都市男女,以及他们非常态的爱欲关系。

《郎情妾意》中的“剩女”苏丽,以给自己养的宠物狗寻找合适的伴侣为渠道,顺带解决了自己的婚姻问题。当苏丽以类似于丈母娘的挑剔眼光审视“狗女婿”,其实也是审视狗的男主人时,其大段的内心独白,展示了小说家对人物内心世界抽丝剥笋的功力——“男人养的狗,其教养习惯反映了他的教养;狗的品种,也常常透露出他的品位乃至实力。养小狗的基本房子也不大,养大狗的很可能住的是豪宅——虽然不可一概而论,甚至有反其道而行之的,但大致算有个谱。总之,关于狗的信息是了解一个男人的额外的窗口,狗和他的男主人互为表里,互为佐证,比素昧平生的两个人直接坐到茶馆要可靠得多……”

《吐字表演》的人物不多,关系也不复杂——电视台新闻播音员含逸、她的替补夏波、电视台台长(含逸的情人)和含逸的丈夫(电视台电线电缆供应商)。男人有权,女人有色,小说写到的权钱和权色交易是比较常见的社会新闻。但小说真正专注的,却是含逸的“吐字表演”在含逸和台长公开和私密的不同空间,如何转换为性与政治的隐喻。另外一篇小说《夜晚面对黄昏》,同样涉及上下级的权力关系,但着力点却是通过出轨或者说婚外恋这个外壳,透视现代都市人的精神困惑和焦虑。

为何对“男女关系”如此着迷?朱辉解释道:“福楼拜说,我们通过裂隙发现深渊。所谓裂隙,就是距离,是两个个体间的关系。人的一切感受,哪怕是人与物的触觉,归根结底都可以归因于人与人的关系。人不就分两种人嘛,男人和女人,我生活在都市,我对这两个最大人群之间的关系有很浓厚的兴趣,它天生会激发我去探究、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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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文学创作30年,朱辉得过不少奖,江苏文学最高奖“紫金山文学奖”就得过五次,但文学圈外对朱辉这个名字却相对陌生。文学评论家黄发有认为:“朱辉的声名与其创作实力、艺术成就相比,显得不匹配。他是一个被低估和被遮蔽的作家。他之所以没有得到外界足够的关注和重视,我认为与其美学趣味密切相关。”

朱辉也不是没有注意到这点,“有人认为写乡村题材更容易获得关注。但写小说说到底是写自己,我想写的,始终是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事实上,朱辉早年的小说很多都有他由乡入城的往事做底子,长篇小说《白驹》及《暗红与枯白》《红花地》等短篇小说,都以其故乡兴化地区为背景。进入新世纪后,朱辉基本上将自己抽离出来,成为一个城市俗众的观察者和记录者。但去年发表在《钟山》上的《七层宝塔》,朱辉再次将目光投向城乡巨变中的人物关系。

小说写的是,“村子竖起来”之后,唐老爹与其“没出五服的孙辈”阿虎之间爆发的一系列矛盾冲突。小说中的阿虎下手毒鸡,盗挖宝塔地宫,囤积贩卖焰火炮仗和丧葬用品,冲击与挑战的,无疑都是唐老爹所一直看重与依持的“规矩”和“道理”。在对阿虎的形象塑造中,透露出朱辉对城市化转型中种种失范所导致问题的深切忧思。

朱辉介绍说,这篇小说源于两年前的一次“深扎”,作家们参观了新农村建设的样板房。楼房很漂亮,与城市其他房子并无区别,也有很大的市民广场。“但是我注意到,广场上的居民有一些明显的特征,说白了就是农民的特征,穿着、谈吐、动作,他们还是农民。当时我心中一凛,觉得可以写个东西。”

小说发表后,获得广泛好评。小说中,宝塔是象征:村子竖起来(城镇化),宝塔倒下去了。但朱辉说,他没有那么悲观,“我不愿意用礼崩乐坏、世风日下之类的词汇来概括这种变化,因为我相信法制终会浸润人心,传统伦理可以成为润滑剂。”这种乐观,自然流露在小说的结尾,那个粗鲁不讲理的阿虎,在唐老爹深夜被气出心脏病时,还是伸出了援手。

“宝塔倒掉了,但人心最深处,浮屠还是会立起来。”朱辉对一切,仍然抱持信心。